金沙js6038 巧农在田间 “社区支持农业”的中国探索 建立信任是难题

“社区支持农业”的中国探索 建立信任是难题

骑着电动车,穿过天安门,背后驮着几袋大米去送货,当时合作社就干这个事儿。回忆起2007年绿盟成立之初,小毛驴市民农园研究咨询部主任钟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以绿盟为代表的小农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是国内社区支持农业主要类型的一种,目前国内比较出名的还有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等。

“两斤核桃能剥一斤核桃仁,一斤核桃仁卖50元钱,而一斤核桃就要30多元钱,还不考虑人工成本,但是没办法,价格太高可能卖不出去。”12月的一个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北六环凤凰岭下的…

那时,乡建学院的主要工作是免费做农民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教给农民如何搞合作社、生态农业的技术,以及乡村生态建筑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经过培训后,返乡实践,或成立合作社,或进行有机种植,但却发现产品很难卖出去。

有机农业合作社的试验

地下摆着样数不多的粮食、干货,阿里旺旺间或传来叮咚的声音,看上去简陋的绿盟已经存在了7年,称得上是国内以小农及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CSA(社区支持农业)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如果往前追溯这种模式的CSA,最早要到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教授温铁军和他的团队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上世纪2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曾在此进行日后蜚声海外的定县实验,温铁军把学院设立于此,意在这是一次乡村建设的再出发。

在温铁军看来,在有机农业领域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用关系,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社会参与式认证,也就是让消费者通过直接劳动,与农场共担风险。

城市中正在扩大的中产阶层对于高质量安全食品的需求,以及部分市民回归乡土的心理诉求,决定了社会参与式农业存在的可能性。

随着2007年乡建学院停止办学,志愿者们陆续回到北京,就考虑建立一个合作社,帮助返乡农民销售产品,绿盟因此而建成。

两斤核桃能剥一斤核桃仁,一斤核桃仁卖50元钱,而一斤核桃就要30多元钱,还不考虑人工成本,但是没办法,价格太高可能卖不出去。12月的一个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北六环凤凰岭下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女孩一边手剥核桃仁一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说实话,我们能帮他们实现的销售额还是比较小,一个星期能卖到2000元左右,一个月不到1万。钟芳告诉记者,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根据需求情况,去跟农民订货,但是对于农民来讲,还是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绿盟下属的合作社,大多数由当年晏阳初乡建学院培训过的返乡青年建立,目前有30多家小农户,主要生产粮食。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就能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

这种在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等国非常常态化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在中国已经走过十年,最早始于一小部分理想主义者的乡村建设试验,也映射着种种中国式农村问题。

2012年,绿盟打包给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下称小毛驴),小毛驴是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

无论是绿盟也好,小毛驴也好,只要不是背后有雄厚的大资本,目前都是困难重重,一些自己创业的也是如此。绿盟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本报记者。

国内食品安全曝出大问题是在2008年三鹿事件,2006年左右,各方的关注点根本还不在这上面,没人在意你是不是打农药,是不是生态种植。钟芳说。

对于打包的原因,钟芳解释说,主要是因为河北、山东等地的乡镇合作社进入市场成本还是太高,希望通过已有的平台来支持合作社建设,而小毛驴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品牌优势,并有稳定的成员支持。另一方面,城郊农业有一定限制,北京的地块并不多,主粮生产基本没有,也是希望以绿盟提供的产品作为丰富和补充。

她是国仁绿色联盟(下称绿盟)仅有的四名员工之一,其他三人也各自忙碌着:将打包货物分装、贴标签;处理淘宝客户订单;打电话跟合作社订货。

CSA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和农业污染问题的反思,其核心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沟通,二者基于信任的前提,共担风险。其基本形式如农民合作社、CSA农园、农夫市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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